2014年10月14日 星期二

留守佔領的邏輯

真是佔領人心,沒心情炒股了。恒指跌了一輪,現在又上上落落,反而美股好像一直瀉下去,我也懶理。打開報章,人人說見好就收,叫你撤。相反,打開Facebook,佔領行動戰意仍然極濃。信邊個?

何解網上網外有差別?報紙佬叫人撤,與陳日君叫人撤,理由不同,但位置一樣,都是塘邊鶴,他們都不是帶著眼罩口罩的年青人,不理解佔領者。不過,別以為佔領者是非理性,他們其實是非常理性。

幾十年前我讀經濟學時,老師介紹過一本用經濟理性解釋集體行動的書,作者是Mancur Olson,書名叫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。Olson說,如果理性人只是孤立的個體,追求自己利益,計過算過,沒有人會參與集體行動,因為與其親身參與,身水身汗,又要擔心警察鎮壓,倒不如讓人去爭取「大圍野」,自己坐享其成,做個free rider。但是,如果人人也是這樣,便不會有集體行動,連示威都不會有,更何況是革命。但現實上又有人組織及參與集體行動,為甚麼?

Olson提出了一個答案:因為參與者有selective incentives,即是只有局中人才會有的誘因。例如組織者滿足自己當領導的慾望,參與者獲取同志感覺,又或者冒險與衝擊當權者的過癮感覺,以及可能成功爭取的一些東西的滿足。總之就是一些日常上班上學獲取不了的,同時,也不是「真普選」那樣遙遠的運動目標。一般來說,愈參與得深,愈有滿足感,超越了暫時不上學不上班的成本,人便會繼續理性投入參與。至於局外人,通常是無法分享這些誘因的,反而覺得這些人很傻。

香港街頭的佔領者,肯定有大量selective incentives,這是香港歷史上沒發生過的長期佔領,相當新鮮的經驗。想勸退他們的人,請先去研究一下他們的incentive structure。我猜應該很複雜,可以寫幾篇論文,我沒有這個能力,這裡隨便講幾點。

1. 陰差陽錯,「支持及保護學生」的口號,加上警察的催淚彈,讓佔領者開始佔領。而警方的動作靜下來後(這幾天好像又動起來了),佔領者漸漸形成自己的行動模式,也形成自己的incentive structure。

2. 有些人說,不達目的,誓不罷休。但他們也知道,不要說「真普選」,就算是人大常委撤回框架,也近乎不可能。但是,who cares?,誘因來自佔領行動本身,而不是這個遠大目標。有人認為,自己是爭取談判及談判的籌碼,他們樂於扮演這個角色,這也是他們在衝突矛盾之中的自我定位,當籌碼本身是很意思的。只要政府沒談判,沒有談判成果,他們還是會留守。

3. 當然,佔領行動不是沒有風險與成本的。最大風險是鎮壓,成本是不上班沒薪水、阿媽阿爸壓力、沒有休息玩樂等等。不過,多次狼來了後,大家也覺得不會有六四式鎮壓,最多也是催淚彈,警察搬橡膠子彈出來嚇人,還未發過,風險的確少了。而這次自發沒組織的行動,也讓成本減少,佔領者來幾天,回去上班再來,或者白天上班,晚上留守,只要有數十及數百人仍然佔領,過半天或幾天再回來也行;現場有吃有喝,有朋友有藝術有娛樂,搞不好比平日更豐富。

4. 反佔中人士的衝擊的確增加風險與成本,例如掃場、打穿頭、給人問候老母等等,不過,反過來,這些敵人讓留守更有意義,更有滿足感。示威者本來就是在行動中追求矛盾衝突的,本來就是以一個無權無勢者身份親身對抗強權,如果現場甚麼也沒發生,反而令誘因減少。同時,反佔中者的暴力又沒有大到把他們完全趕走,這種滋擾卻提供了更多誘因,製造一些危機感。旺角被反佔中者包圍後,引來更多人反包圍,就是一個明證。

5. 自發沒組織,所以每一個個體沒有聽從領導的責任,亦沒有違反領導指令的成本(被逐出會、被排擠等等)。同時,既然自己不是領導,也沒有領導要面對的成本,例如不知如何向「公眾」交待,與其他政治精英的關係,以及公眾形象等等。泛民被人評為「走完就散水」,是因為他們的incentive structures根本與佔領者不同。

6. 我沒有做研究,但selective incentives在留守者心目中應該是很大的,其實如何量化呢?我想Olson也沒有辦法。不過,真的是很selective,甚至是exclusive的。這亦解釋了為何留守者好像不太受外圍反佔中人士及輿論的影響,要影響他們的行動及想法,也需要很長時間。既然他們不是領導,公眾壓力便會低很多。你可以想像,李卓人如果被工人及小商戶在街上持續罵幾天,他必定受不了,要讓路了。

佔領留守的selective incentives維持下去不難,但沒有進展,有被拖垮的可能。Selective incentives不是不會變,隨著遊戲的改變,亦會變化。警察常說用最低武力,其實,他們可以在最低民意反彈下清場的。既然佔領者強調和平不反抗,警察可以逐一抬走逮捕,平日早上清場,加起來最多幾百一千人左右。警察不這樣做,可能是因為怕遊戲一變,執法及司法機構會癱瘓,我也不知差佬能處理多少人。或有太多不確定因素,政府內沒有人想「孭鑊」,就讓運動自己倒下吧。不過,警察若決心如此清場,留守的誘因一時之間便會變了,打破了原來的incentive structures,被捕後佔領者不再是佔領者,要面對一堆新問題。即使放出來後要回到現場,也要重新佔馬路,重新衝擊警察防線,又是一番新的成本效益計算了。此役似乎證明,梁振英是個官僚,多於一個政治強人。

當然,能改變或打破incentive structure的不只是警察與政府,學聯及學民思潮似乎也有點能力。他們既然半意外地發動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群眾運動,亦應該有能力發動了一場incentive structure不同的運動。